编者按：2018年12月29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年会暨首届万寿国际形势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办。在主题为“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的分论坛中，十多位专家学者针对“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认为“一带一路”在五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南南合作的内在机理相耦合，是新型的南南合作，同时针对五周年的发展问题进行总结，也提出发展中国家下一步的愿景以及规划。本文为嘉宾的发言摘要。

 徐永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一带一路”需要时间验证。它经历了一个由提出到认知统一再到落实的过程。例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是新型的合资，还包括了欧洲、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加入。“一带一路”旨在“五通原则”。中欧铁轨由较少的国家参与、较低的运输量到2018年班次的增加，货物的来往运输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预期。在当前的经贸摩擦中，南南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适应当前的国情，也成为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

 续合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一带一路”就是新型的南南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合作。在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中，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未来电信的发展规划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建立双向的未来网络研究。而在国际互联网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诉求相去甚远，并不适用于合作。

 荣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原副院长）：首先，“一带一路”真正落实的重点区域在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在目前中美对立以及发达国家质疑中国的国际形势中，南南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经济高速增长，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政策，提高经济增长，实现发展富裕，可以不必照搬发达国家的“药方”。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似，且对安全稳定、民主人权之间的关系理解一致，所以中国目前的成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最后，“一带一路”的重点虽然在与基础设施建设，但不建议浪费太多的资源。若浪费太多精力在基础建设方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投资。亚吉铁路的建设一直不被埃塞俄比亚方面接受，工程停滞不前，巨额债务的支付也成为难题。

江时学（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一带一路”就是新型南南合作。我们总能找出一些新，新在什么地方？如果要跟过去相比两不同的地方，过去的南南合作政治意义比较多。最近几年好像似乎谈到南南合作的时候，人们不太关注政治领域的合作，而是注重经济领域的合作。第二点，可能新兴经济体现在在南南合作中的作用很大，比过去相比要大得多，所以我不知道这两点能不能称之为新型南南合作？我们既然提出口号，你得说出理由，得让人们相信。不能因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所以“一带一路”就是新型南南合作。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一带一路”2013年至2018年旨在凝聚共识，2019年的目标是深化“一带一路”，找对目标，避免浪费资源。200个国家根据五个类型：规模；制度；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发展潜力和十个指标筛选出来30个金砖国家，更适合对接“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最大限度地的利用资源。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目前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学术巨大机遇期。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报告，现代主流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2018年101个经济体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变成了高收入。在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之后，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的高收入国家，而1978年中国的收入不足撒哈拉以南的地区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量的非洲学生开始在北京大学的南南学院学习适用的经济理论，同时中国也在丰富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为生活在占全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人类提供福祉。

 于佳(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资深实务专家和国际发展合作部部长):中国在新的南南合作的技术层面中，贵在可以降低大部分南方国家难以支付的昂贵的成本，并加以推广。2018年，非洲的需求发生变化，称希望进行更多的科技和研发的合作，然而中国在技术层面缺乏知识产权，却拥有庞大的市场。在中国引入西方国家的技术之后，经过实践，降低成本推广至南方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南非国家拥有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南南合作可以降低在国内日益攀升的制造业工资成本。同时中国也希望推动三方合作，引入发达国家可以拓宽融资渠道，带来部分实行的优待，获得更大的投资益处。

 宋清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原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东南亚是现在逐渐成为美中博弈的前沿区。美国在东南亚投入了2300、2400亿美元，中国则是投入1000亿左右。随着日本和美国达成共识，美日、韩国投入的力度增大。选择机会增多，东南亚国家举棋不定，同时也担忧大国的投资会削弱本国的利益。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的优势存疑，建议寻找一种三方共赢、良性互动的模式，减少摩擦。

 李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一带一路”发生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以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也有很大的契合性。“一带一路”由中国倡议，所以中国要在“一带一路”过程中确立正确的理念以及不可违背的规则。在“一带一路”发展的五周年中，总结出反面教材，使得国家更好地推进政策，促进发展。

 丁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为南南合作开辟了新的路径，增添了新的动能。“一带一路”作为新的平台，发挥了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也取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共识，投资合作水平也在显著提升。“一带一路”与深化南南合作中重在创新引领。中美贸易摩擦前所未有，第四次工业革命建立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在层出不穷，同时不确定性也在增强，风险也在加大，中国也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阶段。所以面临挑战，理念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技术创新等可以帮助中国深入贯彻“一带一路”与深化南南合作。

 高世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就是贸易的畅通、基础设施的互通。中国和阿拉伯、中国和东盟基建在建设，能源里的重大项目还是不断地推进，包括中俄东部的管线，中亚的石油天然气管线。在接下来的南南合作中，保持良好的运行需要注意个性化的差异，还有项目性的差异，还要充分考虑动态性的问题，以及关键的利润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过程中，能源层面拥有了新的合作模式：园区模式，可以更好地利用高质量能源基础设施。在未来更好的南南合作的基础上，这对很多没有用上电的亚非地区是一个巨大福音。

 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洲所非洲研究室主任）：新型的南南合作新在中国已经成为新型经济体，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经验和帮助，而中国也在新型的南南合作中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在合作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分类分区。卢旺达只能做港口，而亚吉铁路的选址也更着眼于长远，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唯一港口就是吉布提，一旦自由贸易区发展，亚吉铁路将成为重要的运输渠道，“一带一路”的作用才得以真正发挥。

 沈刚（国发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第一，“一带一路”需要尊重国家主权。具体战略措施需要忌讳不同的国家精神。第二，针对“一带一路”建立常设机构有可能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WTO改革。最后，“一带一路”应该需要针对性的路径而非宏观框架，具有更深的经济和民生意义。